将199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俄汉详解大词典》与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大俄汉词典》稍作比较，便不难发现，两书的编写单位同是黑龙江大学，两书的编者有一部分不同，但相当大一部分相同。为什么同一单位、同一批编者在对编词典来说不算太长的间隔时间内，要编纂两部看似同样类型的大词典？两部词典究竟有哪些不同？如何看待这些不同？两部词典的前景又将如何？这是本文试图说明的几个问题。
《俄汉详解大词典》（以下简称详解）的主编是赵洵、李锡胤、潘国民。其中，后两个名字可见诸于《大俄汉词典》（以下简称大俄汉），而赵洵只见于《详解》。赵洵，这位早年投奔延安的女革命者，50年代担任黑龙江大学的前身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副院长，与人民教育家王季愚一道，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俄语人才。当时，她已经萌生了编写一部大型俄汉词典的想法，并为此做了精心的准备和有益的实践。1959年，她已经着手调集人力，组织队伍，并开始定名为《俄汉详解大词典》的实际编写工作。60年代初，赵洵在莫斯科大学获语言学副博士学位。回国后，她任社科院语言所的副所长（所长是吕叔湘先生）。到文化大革命前，近四分之一已经完成，并开始排版（准备分卷出版）。但是，十年浩劫开始，不仅这项工作被扣上种种罪名，连排好的版也被毁，整个工作夭折，人手也分散了。
到了70年代中期，黑龙江大学先是承担了挖版修订刘泽荣主编的《俄汉大词典》的任务。后来，又根据广州会议的安排，全面修订这部词典。修订过程中，某些指导思想与处理办法，已超出刘老的初衷，且改动的幅度也较大。词条由105000条增至157000条，字数由631万字增至1061万字。后经有关方面协商，决定将修订改为重编，易名出版，这就是1985年出版的《大俄汉词典》。
《大俄汉词典》交稿以后，主要的编写成员又先后完成翻译定稿《苏联百科词典》中文版，编写《俄汉新词新义词典》等多项任务。这使他们的业务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，对语词词典的认识也更加深入。回过头来审视《大俄汉词典》，发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，他们对双语词典的深入理解并未得到充分地体现。这时，大多数成员已年过半百，他们想留给后人一部更合乎心愿的词典。于是编写《详解》的打算便产生了。经过一番波折，这一计划得到了批准。他们请出了曾是他们的领导与师长的赵洵挂帅。该项目被列入了国家“七五”社科规划，并通过文化部与前苏联有关部门达成了合作协议。同时，一支来自全国7个省市的50多位资深学者的编写队伍也组织起来了。经过12年的辛勤努力，这部国内也许是国际上篇幅最大的双语词典终于得以完成。
这一简短的历史回顾告诉人们，从夭折的《俄汉详解词典》，到《俄汉详解大词典》，是一代辞书工作者30多年业务经历的一份最好记录，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培养与成长起来的一代俄语工作者，送给同行们的一份厚重礼物，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，这体现了他们不断追求、不停进取的精神，也标志着他们努力攀登所达到的高度。《详解》与《大俄汉》相比，确有不少差异。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需要，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。笔者个人认为，多种不同的释义方法，多层次的语义结构，书证的大量采用，这几个特点尤其值得注意。不论从语言学还是从词典学，甚至从文化意义来说，这些做法都是应该肯定的。
两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之间，除了某些术语以外，大量的词并不具有准确的等价词。从语言学角度说，词的意义是一个复杂概念，它包括词的概念意义、指物意义、聚合关系意义、组合关系意义等等。因此，一些看似意义相同的词，用索胥尔所创造的术语来说，其“值”与“价”，即词的聚合关系意义与组合关系意义却绝少相同。这也许可以看作双语词典须采用多种释义手段的理论依据。词汇对比的这一现实情况，使双语词典仅靠提供释词作为唯一释义手段的做法。而《详解》在新的范围与高度上继承并扩大了这一做法的同时，《详解》还借助提供同义词、反义词等手段作进一步的释义，这是目前大型双语词典绝少采用的。顺便说说，利用插图也是有效的释义手段之一。《详解》为此也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，取得俄方的许多帮助，可惜由于某些原因，最后只好割爱了。但是，这一背景情况也能说明编者努力采取多种释义手段的初衷。
词义是一个连续统，如同光谱一样，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。但是，为了更好地解释说明词义，划分词的不同意义又势在必行。能不能在义项之下，再建立更小一级的意义层呢？按照俄国语言学家维诺格拉多夫的说法，可以再划分为“意味”和“用法”。大型俄语词典就是这么做的。这样可以更细致、更准确地显示出词义的变化与差异，就好像针数更多的打印机，打印的效果更清晰一样。《详解》承袭了这一做法，在双语词典编写中，是一个大胆的突破。
书证是指从著作（主要是文学作品）中截取的作为词典例证使用的一个或几个内容上有联系的句子。一般说来，双语词典很少采用书证。其原因并不难理解，书证往往较长，语言难度大，而且翻译起来也比较困难。对于大型词典来说，一概排斥书证对提高词典质量是不利的。大型词典不仅收词量大，而且词义广泛细致。这些广泛、细致、深入的语义现象，更多地见诸于作家的笔端，反映在不同体裁和题材的书面著作中。这是词典编者不可忽略的语言事实。如果对于单词典来说，采用书证可以增加例证的权威性、文献性，可以更清楚地表现词义的修辞色彩，反映词义用法的时代背景，那么，对于大型双语词典来说，在不少情况下，唯有借助书证才能更深入、更全面地揭示词的语义特点。再进一步说，一部汇集了名家范例句的词典，其文化内涵与文化意义也无疑会大大提高。
综合以上几点，不难看出，《详解》与《大俄汉》的差异，可能使前者在科学性与学术性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。然而，会不会因此影响词典的实用性呢？会不会有人批评它过于繁杂、烦琐，不如《大俄汉》明晰、实用呢？这不是不可能的。目前《大俄汉》的修订工作正在进行，修订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要保持原书的各种特点，包括多用词组、短句作例证等。看来，这两部大型俄汉双语词典，极有可能是同时并存、互不替代的。
（作者为《俄汉详解大词典》编委、黑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）
 |
